現在的黑龍江農墾第二院長黃春光還記得，年少時他的許安養中心多鄰居都曾下鄉當知青。“肯定受過很多苦，遭過很多罪”，但關於知青精神病的發病原因，他認為不完全是外部因素，“跟遺傳和自身心理承受力，還有母孕期胎兒受到病毒感染等等因素有關”。
知青科主任吳斌長期從事精神病的防範和治療工作。在他看來，知青的精神病發病率在當時屬正常偏高一點的水平(根據衛生部的流行病學統計，我國的重性精神病發病率約為1‰- 1。5‰)。當時黑龍江農墾總局系統內有近100萬人，其中知青大約55萬。2008年，黑龍江墾區殘疾人聯合會調查稱，墾區共有精神病人18500人，有9000多生活窘困的重度精神殘疾人需要照管。其中已經死去和返城的知青精神病患者無法統計。
在郜青(化名)床頭，一張他16歲的照片日夜陪伴在他身邊。枕頭下，已經打包的行李一直擱著。“我明天就回上海，我兒子來接我”，然而第二天，郜青還是呆呆地坐在床沿，倔強地望著窗外。郜青來自北京，1964年來到852農場，是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的無線電專業一名學生。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場曾經轟轟烈烈的時代浪潮頃刻間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回撤，而一些人卻像掉隊的大雁一樣，在遼闊的黑土地上空哀鳴。
據統計，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大約2萬人，其中大多數在這裡成家。而據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2006年的統計，仍留守的知青精神病患者近300人。事實上，許多知青精神病患者並非沒有機會返城，在那時，疾病反而是返城的轉機(甚至當時有不少人借用他人尿液假稱病申請返城)。但是家屬接收照顧、戶籍問題(包括醫保問題)可能比返城申請書上的印章更為沉重。“在知青科的老知青，過半已經跟家屬失去聯系”，吳斌說。
1969年，當時正讀初二的杭州知青方曉媛揣著奶奶做的一大罐竹筍燜豬肉坐上開往北大荒的列車時，她從未想到余生可能將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
方曉媛的弟弟方同信現在生活在諸暨，已4年未見到這個同父異母的姐姐。事實上，從小到大姐弟倆就沒見過幾次面。方曉媛由奶奶帶大。1980年，方曉媛嫁給了當知青時同一個農場的一名男知青。1982年，丈夫丟下方曉媛母女，跑到台灣投奔曾是國民黨軍官的父親。在這之後，方曉媛出現了精神分裂。2009年，方曉媛被家人送到了知青科。
方同信說，1997年姐夫曾帶女兒去過他家一趟，說要將女兒托付給他。但後來他們的女兒死了，姐夫就再沒找過他。方同信一直不敢將外甥女去世的消息告訴姐姐。方曉媛總是笑著告訴別人自己的婆婆在台灣，兒女在外面。對於接她出院照料，方同信顯得猶豫，“說出來後(精神病)可能復發，我們也沒太多時間照顧她”。
戴志坤則一直念念不忘要給上海的家裡彙錢，可他不清楚信封上的地址該寫哪裡。2010年帶戴志坤去上海參觀世博會時，曾試圖聯系他的家人，他們通過他在連隊的一個同學聯系到了戴志坤的哥哥，對方卻說“讓他自生自滅吧”。
“反哺”知青，給他們最後的家
1997年，時任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主席的董興業開始關注精神病患者的狀況，他最想改變的是目前我國精神病人治療服務的一元化問題。他所設想的精神病治療機構應該多元化，“集康復、安養和治療為一體。”
此時，黑龍江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長黃春光跟董興業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興業決定通過解決知青這一群體的問題，建立一個新型的康復機構。2006年6月，董興業正式開始統計知青精神病患者的數字，當時統計到的數字是207人。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在佳木斯落成。蓋樓的錢由農墾總局出的，醫藥費則來自知青們的醫保。
跟董興業的精神病治療創新理想不同，黃春光的作為源於他的“知青情結”。“1977年去北京的時候，借住在連隊的一位知青家，屋子小，晚上他爸爸和哥哥挪出去搭棚睡，把床騰給我”。1979年知青返城時，黃春光是醫生，為幫助知青返城開過不實的診斷書。多年以後，他在他帶領的成立了知青安養中心。“我這輩子跟知青有緣分，也算是感恩吧”，黃春光笑著說。
在安養中心，護士們稱知青患者為“安養員”。知青科主任吳斌說，“我沒完全把他們當成病人，因為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跟自己的那些朋友或者跟自己的一些親戚親屬在交流在接觸一樣。”在吳斌看來，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多帶著一種“反哺”的情結。作為支邊青年的兒子，吳斌自小就跟知青有關系。“我受過知青的教育，知青當過我的老師，領導”。
“安養員”們每天早上能喝到一杯來自於附近的康復基地的新鮮牛奶，康復基地養殖了奶牛、梅花鹿、豬、魚，種植了玉米、大豆、蔬菜等農作物。這些都由患者自己承擔農務，農產品也會回供給。
希望通過組織部分有勞動能力的患者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為他們將來回歸社會打下基礎。
“不能把他們關在鐵籠裡，他們的治療應該是流動的，不應該是封閉的。”董興業說。這正是董興業為老知青所設想的“家”，“應該建立的是一個養老中心，而不是精神病院”。
女科室護士長張鳳英覺得自己更像個幼兒園園長。在女科室，62歲的王金香無論吃飯或者回房睡覺都要拉著知青安俊芹的手，有時會把頭靠在她肩膀上撒嬌，有時會抱怨吃飯沒叫她。而安俊芹其實比她小一歲。張鳳英說，“很多人的記憶停留在某個事情上，有些停留在十幾歲甚至童年時期”。
而在男科室，徐福寶是3名老知青的保姆。鼓勵安養員之間的互助，同時也鍛煉他們的社會能力。“王勇(音)、尚善哺(音)、黎少波(音)、崔玉芝(音)、李大嘴(音)，都死了”，徐福寶掰著手指念出這些名字，這些人死前都是他在照顧。
這些身在異鄉的老人們目光靜滯，鎮定劑讓他們平靜遲緩。經歷了數十年的命運起伏後，他們靠最簡單的情感互相陪伴著走完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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